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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中国-“破7”打开了人民币汇率上下浮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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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外匯》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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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匯率政策的重要內容。然而,細心的人們可能會發現,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的兩次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研究部署下年經濟工作時,均未提及匯率問題。當然,這並非說匯率政策已經改弦更張。事實上,在2019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及此後的央行相關會議精神中,依然保留了前述提法。國內規格最高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匯率問題的淡化處理,背後可能體現了大國匯率政策的轉型。在處理「貨幣政策獨立、本幣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論」問題時,大國通常是對內優先,貨幣政策主要關注增長、通脹和就業目標。即便在歐元區,在區內已用超主權貨幣歐元取代了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等主權貨幣而不再存在匯兌問題,故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之前不可撤銷的固定匯率安排歸入了浮動匯率安排的情況下,歐央行的貨幣政策也是首先服從和服務於歐元區的整體經濟需求,而不是跟隨美聯儲。大國對匯率政策一般採取善意忽視(benign ignore)的態度,把匯率水平變化當作結果、工具,而非目標。如當年面對國際社會關於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發起貨幣戰爭的指責時,美方表示,美聯儲貨幣政策是為了穩定美國經濟和金融,而「美國好、世界好」;至於全球美元流動性增加導致的美元匯率波動是其副產品,而非競爭性貶值。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淡化匯率問題,顯示了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的淡定和自信。2019年8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跌破7比1的重要心理關口,顯然是受到對外經貿磋商進程的影響。即「破7」是市場結果,而非政府有意為之。與此同時,政府也一再強調不會將匯率政策工具化,作為刺激出口和應對貿易摩擦的手段。 「破7」后,當年的人民幣雙邊及多邊匯率(即匯率指數)跌幅均只有約2%,繼續保持了基本穩定。當然,「不將匯率政策工具化」是指不搞「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而不是拒絕讓匯率在經濟全球化和開放宏觀經濟格局下,成為發揮價格槓桿調節作用、吸收內外部衝擊、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穩定器」。正是因為政府對匯率波動容忍度的提高,市場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增強,才形成了目前低(人民幣升值)買高(人民幣貶值)賣、外匯供求自主平衡的市場格局。2019年,反映境內主要外匯供求關係的銀行即遠期(含期權)結售匯順差合計為204億美元,上年同期為逆差119億美元。但不論缺口正負,月均只有十多億美元。而在2015和2016年,每個月缺口動輒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在此背景下,不論「守7」還是 「破7」,有關部門都只是恢復了部分宏觀審慎手段,而未採取新的外匯管制措施,在堅守匯率政策中性、央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干預的同時,恪守了監管政策中性,保持了執法標準跨周期的一致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我們常說,匯率改革,機制比水平重要。人民幣匯率 「破7」,表面看並不涉及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和匯率浮動區間的調整,而只是突破一個整數關口,但其實質仍是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繼續深化。因為 「破7」打開了人民幣匯率上下浮動的空間,市場決定匯率走勢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 「破7」之後,人民幣匯率雖曾多次反覆跨越「7」這個整數關口卻波瀾不驚,外資也並未因人民幣貶值而裹足不前,反而由於增加匯率彈性與擴大金融開放才是邏輯自洽而受到鼓舞,繼續大量增持人民幣金融資產。近期召開的央行工作會議重申,2020年要堅持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對企業而言,就要適應市場化條件下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新常態,樹立「風險中性」的財務理念,管理好匯率敞口風險,以助力主業經營。

作者 | 管濤  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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